牢记嘱托 勇担使命丨【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与价值启示——溯源习近平同志在闽金融论述与实践》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半，领导和推动了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命题，进行了深邃研究和前瞻思考，形成大量原创性理念，开创多项变革性实践，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源头活水和重要指导。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背景下的金融探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推进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和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传入中国。但中西方金融业有何差异，金融业发展采用何种方式，金融的政治属性如何体现，金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什么作用？诸多新课题考验着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厦门、宁德、福州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在此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状态向逐步开放的重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和加入世贸组织等大事件带来多重挑战和考验。福建既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和对台工作前沿，承担着特殊使命任务；同时在现代化征程中也面临着加快自身发展、消弭城乡山海差距等现实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阶段目标任务都在持续变化。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金融论述和实践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蕴藏其中的主线可以概括为：深刻把握世情变化和立足国情省情实际，推动金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社会民生新期待、适应全球化进程。

（二）习近平同志的福建金融印迹

习近平同志的工作足迹遍及八闽大地，从经济特区到落后山区，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从厂矿车间到农家田舍。在深入实践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对金融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金融印迹。

1.为金融体制改革探路

1980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承担改革“试验田”、开放“窗口”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重要使命。1985年6月，厦门经济特区扩容至全岛。恰逢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厦门工作。那时的厦门市容市貌旧、经济基础差、金融设施薄弱、资金短缺严重，至于如何在经济特区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更是少有经验可循。

当时，习近平同志分管计划、财税、金融等工作，同时担任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工作任务繁重。习近平同志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秉持这样的理念，到厦门后不久，习近平同志便牵头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一部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其中专篇规划了厦门市金融业发展战略，并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当时曾经参与编制工作的厦门大学教师吴国培回忆，这份战略规划提出了厦门金融业的发展模式和阶段目标，并提出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推动下，厦门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不断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一系列开创性金融改革举措为厦门金融业发展注入澎湃活力，同时也为全省乃至全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金融扶贫的创新实践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德地区寿宁县下党乡，是省级特定贫困乡，地处偏远，一穷二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曾三进下党，现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宁德地区分行副行长的吴成居同志回忆：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一进下党乡时，当地行政村还没有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服务是脱贫致富十分重要的基础条件，农村信用社要贴近农村基层，才能够发挥扶贫信贷方面的作用。

在习近平同志的嘱托下，当地金融部门及时完善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和涉农金融服务，当年即指导将下党乡信用站升格为下党乡信用社，充实了人员和技术力量，为下党乡填补了金融服务空白。

1989年7月21日，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损失。洪灾发生后，习近平同志冒雨步行一个多小时，二进下党乡，为洪灾中的百姓送去慰问金和灾后重建资金。随后，新成立的下党信用社也根据茶园受损、农田被淹、牲口圈进水情况，第一时间给受灾村民信贷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此后，福建全省人行系统积极谋划和创新农村金融工作，指导当地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延伸网络，畅通渠道，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布设普惠金融服务点，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诸多种类的基础金融服务，推动福建在全国较早实现了“金融服务不出村”。

3.治理“标会”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具有金融互助性质和理财功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标会”在宁德地区一度风靡，这种形式游走在法律之外，性质复杂，风险极高，一旦“倒会”，将严重危及群众资金安全和社会稳定。1988年底，宁德发生一起“倒会”事件，涉案金额超过亿元，涉及2万多人，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

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治理民间标会、维护金融稳定高度重视。针对“倒会”事件的影响，当时基层有一些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以“中间人”担保的形式用以兜底。习近平同志在深入了解情况后，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二是政府“会票”不能发。要重视民间调节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三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宁德各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有效遏制民间“标会”乱象，维护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

华闽公司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福建省驻港“窗口”公司。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自身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公司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如何应对处置华闽公司债务危机，事关福建的信誉和形象，影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福建省委、省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对华闽进行重组，展开救助。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同志亲自出马，同相关方谈判，向国务院申请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人民币规模。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华闽公司重组成功，成为中资企业债务重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有效引领福建金融发展避过了前进路上的许多急流险滩。福建始终把守住风险底线作为金融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截至2025年5月末，福建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19%，低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非法集资活动蔓延势头得到有力遏制，是全国政府债务风险最小的省份之一。

4.支持实体经济和地方发展

厦门是中国第一个修建机场、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经济特区。厦门航空初创阶段面临“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的困境。厦门市政府成立厦门机场扩建工程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不仅亲自“挂帅”担任组长，而且“出征”多轮谈判，最终争取到1800万美元的贷款，解决了机场扩建的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厦门航空飞机、人才短缺问题，习近平同志协调由厦门中行进行担保，向美国波音公司租借了2架飞机用于初期运营，还协调支持厦门航空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专业人才，托起了厦航一飞冲天的“翅膀”。

福建是民营经济大省，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的代表性民营企业之一。福耀玻璃曾在1994年因同时投产汽车玻璃与厂房等项目，导致资金链紧张，面临生存难题。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指导当地政府协调福耀玻璃公司重组，四家股东实施了股权置换，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成功化解了企业的资金危机。由此，福耀玻璃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逐步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

5.“敲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林是重要生产资料和致富门路，但囿于林业生产特性和金融服务创新滞后，历史上广大林区和林农长期得不到金融“活水”的滋润，满目青山成了老百姓眼中“不开门的绿色银行”。

“靠山吃山唱山歌”，上世纪80年代，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调研后，创造性地提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绿色发展理念。当时一些造林大户想要通过银行贷款扩大规模，但却苦于缺乏可抵押资产。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发展“活立木贷款”的思路，即老百姓种下的是树苗和小树，但再过二三十年就能成为价值不菲的参天大树，能不能用这个作为资产去贷款？思路提出后，当年宁德全区“活立木”市场正式开放，为金融服务林业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广大林农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为改变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按下了福建林权制度改革的启动键。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习近平同志采纳并推广将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且归属林农的创新做法，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等重要指示，为福建林改一锤定音、明确方向。

林业生产前期投入大、经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在擘画林改方案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

20多年前，由于缺乏抵押物等困难，林业信贷的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正是这场触及产权的改革，不仅真正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以及“国家得绿、林农得利”，也为金融赋能林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我国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林权的金融属性被充分激活，涌现出林票抵押贷、林业碳汇贷等系列创新金融产品，“敲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的美好愿望如今已枝繁叶茂。

6.“兴业”之路的启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运而生，肩负着为“金融改革探路”的使命。作为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1988年8月成立的兴业银行在草创之初募资困难，参与筹建的员工一度上街摆摊吆喝售卖股份。

当时，习近平同志刚刚来到宁德任地委书记。面对省政府鼓励各地市积极入股兴业银行的号召，属于“老、少、边、岛、穷”地区的宁德积极响应，从紧张的财政中拿出300万元认购兴业银行股份。兴业银行首任行长陈芸回忆，“这比当时的发达地市还多”。

进入新世纪后，为把握全国发展机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兴业银行开启了增资扩股、更名上市、走出福建、走向全国的历程。2001年，习近平同志在《兴业人》创刊寄语中，指导兴业银行“以从严治行、专家办行、科技兴行为基本方略，加快自身发展，推进金融创新，服务经济建设，把根扎在八闽大地，把枝叶伸向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加快推进全国性现代化商业银行建设步伐。”

从1988年诞生至今，兴业银行实现了从地方性银行、区域性银行、全国性银行、上市银行、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多级跨越。

（三）金融领域治国理政思想的先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总是善于跳出金融看金融，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全局去把握金融的本质、定位、规律、功能等重大问题，这些探索实践蕴藏着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里能寻找到习近平同志金融领域治国理政思想的活泼发萌和生动注脚。

1.坚定的政治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使党的主张贯穿于金融工作的方方面面。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提倡经济“大合唱”》一文中指出：“‘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在他的指导下，党政部门不断提高对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金融管理部门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支持和服务经济发展大局。这些实践对今天各地各部门正确用好金融、管好金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深厚的为民情怀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倡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强调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在干事创业、推动发展中展现出深厚的为民情怀。

在宁德、福州和省里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连家船民家中走访，一直惦记着这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在推动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过程中，他专门指出，连家船民搬迁，不能把房屋盖起来就算完事，更要让他们有生活、有出路、能挣钱，不能人上岸了，心还留在船上。要从信贷、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的扶持力度。

从改善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到治理“标会”维护群众资金安全，从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到构思林业信贷新路，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金融扶持基层群众和改善薄弱环节，深刻诠释了“金融为民”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正确发展方向。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践行“金融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表明，新时代金融工作要在支持摆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担负起更多职责使命，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为民造福中不断夯实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3.高度的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之所以立得住、行得远，根本在于它深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厚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朱熹园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道路与古老文明之间不可割裂的血脉关系，也为我们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最生动的诠释。

若无现代制度的支撑，文化血脉难以绵延生长。红色金融便是传统智慧与革命实践的历史接榫。福建是著名革命老区，红色金融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在闽西原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们建立了首家红色银行、首批红色金融合作社、首家股份制合作商业银行，这些“枪杆子”与“钱袋子”相结合的创造性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事业发展的早期雏形和生动实践。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延续了“为民理财、以义制利”的精神，倡导“弱鸟先飞”式普惠金融，用“活立木”抵押撬动林业贷款，用金融杠杆激活民营企业活力。这些实践把传统“义利观”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有机结合，把红色金融“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理念持续转化为良好的地方金融治理能力。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这块镌刻红色金融基因的土地上进行金融探索实践，传承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金融、发展金融、用好金融的重要思想，弘扬了坚持党领导金融、金融服务人民、维护金融安全等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闽西开创红色金融事业的奋斗历程同源同脉、遥相呼应，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生动注脚。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董昀认为，中国的金融现代化进程，既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更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我为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