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嘱托 勇担使命丨【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与价值启示——溯源习近平同志在闽金融论述与实践》

三、启迪世界的中国经验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意义，在于重构金融与社会的新型契约关系，开辟了一条“金融向善”的制度化路径。中国方案以实践回应了一个世界性难题：金融不应沦为资本自我增值的“利维坦”，而应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助推器。中国金融治理模式最深刻的全球启示在于，通过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创新融合，实现了三重范式突破——将金融从华尔街的“金钱游戏”转变为实体经济的“供血系统”，从精英阶层的“财富机器”转变为普惠发展的“资源配置枢纽”，从周期性危机的“策源地”转变为维护系统性稳定的“减震器”。这一东方智慧昭示：当金融被有效嵌入国家治理框架，其服务人类共同价值的潜能将得到极大释放。

（一）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新范式

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驱动下的经济和金融在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金融资本形成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的机制，造成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警告，当今世界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金融与实体的反向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面对日本和德国的竞争压力，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金融资本转向短期逐利，表现在垃圾债券市场扩张，企业经营目标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等。这一转变加速了制造业萎缩——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60年的27%降至目前的10%左右，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的接近2000万峰值降至目前的1200多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难以简单被政治因素逆转,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与制造业的长期投入矛盾始终无解。

如今，金融体系自我循环、资本“脱实向虚”等现象正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警惕和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着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经济的发展与财税金融业的兴旺是相辅相成的，要处理好金融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的关系。在实践中，习近平同志一贯坚持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指导金融部门积极支持企业，为企业排忧解难，有效供给资金，保证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从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经济社会多样化需求、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机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到信贷资源向制造业、新基建、新能源倾斜；从创新绿色金融制度，以金融助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到推进金融科技与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中国金融体系在结构优化、政策引导、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等多方面发力，有力支撑了制造强国、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和绿色转型等发展战略，稳固中国经济的发展根基。

中国注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模式为全球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治理范式，其核心在于构建金融与产业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有效规避了西方金融资本异化带来的结构性危机。这种发展哲学对深陷“脱实向虚”困境的发达国家具有借鉴价值，对亟需工业化融资的新兴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制度模板。

（二）普惠金融的实践标杆

普惠金融是衡量一国金融体系包容性与公平性的试金石。当今世界，无论是全球维度还是国家内部层面，西方主导的金融治理模式正暴露出日益尖锐的结构性不公。从世界范围来看，美西方金融机构以“市场化、私有化、减税”之名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贷款和金融规则。从国家内部来看，社会结构性不平等、信用体系歧视和金融商业模式局限，决定了美西方的普惠金融难以摆脱服务质量不均衡、底层用户负担高的双重困境。

相比之下，中国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上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普惠金融被置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化机制并举，推动信贷、保险、支付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在县域和乡村“增量扩面”，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让普惠金融服务有效助力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实现生产发展、风险抵御和稳定增收。另一方面，在提升数字金融普及效率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创新，通过移动支付、数字信贷和场景化保险显著提升边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帮助贫困人口融入数字经济，真正让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

善泽天下，利济苍生。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也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期间借力金融精准扶贫，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工作的落脚点。他关注并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提出建立起适应贫困地区妇女互帮、互学、互保、互督的小额信贷运作机制；用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银行贷款，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提出“活立木贷款”的新思路并持续推动林权改革，为金融赋能林业林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持续探索中，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在借鉴各地农村产权交易融资实践基础上，宁德市在福建省内首创农村生产要素流转融资服务机制，盘活林木、茶园等农村“沉睡”资源，在此基础上推出渔排养殖贷、福海贷、福茶·契约贷等创新信贷产品，葡萄、栀子花、大黄鱼等多个价格指数保险，和古田油茶天气指数保险等创新产品险种，助力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示范路径。2019 年4月，老挝国家代表团赴宁德考察精准扶贫经验做法，这正是中国普惠金融经验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生动写照。

（三）绿色金融的先行者

“我们用血汗和泪水来资助工业革命，现在又要为温室气体付出代价。”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COP27）上的控诉揭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性不公。

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应以绿色金融工具创新突破气候融资枷锁、重构金融底层逻辑，用制度性变革改写“气候殖民”叙事。有关专家提出“绿色债务重组”的概念，建议在主权债务重组中引入生态和气候投资条件，以应对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债务和气候挑战。

中国作为绿色金融制度创新的先行者，率先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跃迁。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绿色金融生态：绿色贷款余额突破40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这一体系以“让资源变资产，让资产生资本，让资本促修复”为核心逻辑，在绿色信贷、绿色认证、碳金融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通过确权、定价、保险、担保等机制，使自然资本成为可抵押、可交易、可增值的现代金融资产。

福建提供了基层模板。早在1987年，习近平同志就于宁德提出“活立木贷款”的构想，让林农用成材前的树木获得贷款。今天的福建已经迭代出“林 e 贷”“碳汇贷”“蓝碳指数保险”等一揽子产品：林农借助碳汇计量平台，将未来减排收益折算为贷款额度；渔民通过蓝碳保险，对冲红树林修复期间的收益波动；以再贷款和地方政府贴息降低绿色融资成本，形成“生态修复—绿色产业—社区增收—债务可持续”的闭环。这一模式不仅盘活了沉睡资源，也让资本参与生态治理的收益可预见、风险可分担，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模式。

（四）开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正在经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一次深刻调整。一方面，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理念下强势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严重损害多边合作框架，并通过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持续升级，叠加美国深陷债务泥潭，全球对美债、美元产生信任裂缝；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迭代带来的“数据主权”议题与“接入壁垒”风险，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警惕潜在的“数字殖民”等问题。多重冲击之下，全球金融秩序从昔日“单极稳定”向“多元均衡”加速演进。

这种背景下，探索开放包容的金融合作模式是各国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特征。首开中国银行业战略引资先河、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立足福建实际，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金融保障。

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金融开放政策体系，优化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加快股权、基金、股票、债券、理财等领域的双向开放进程，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当前，中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正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切实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深化国际金融合作。依托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平台，中国正通过多边机制、区域协作和双边对话等方式，推进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新型解决方案。

（五）金融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

从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等系统性金融风险，到瑞士信贷危机、硅谷银行危机等银行风险，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领域风险事件不断，暴露出西方金融监管的不足与风险预警机制的失效。

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是极少数在近几十年未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与中国独特的金融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在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决定了中国的金融治理模式既要保持金融活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又要规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野蛮生长。在长期探索中，中国持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框架，坚持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形成了“党管金融+宏观审慎+功能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正在重塑全球金融稳定新范式。

回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金融实践，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根植在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基因里。在全球金融风险显著抬升、外溢冲击不断的当下，中国方案的价值日益凸显：通过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将系统性风险防控置于首位；通过逆周期调节、资产负债表稳健管理等，既避免了金融机构过度投机，也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报告中肯定了中国宏观审慎工具的有效性，并建议新兴市场经济体参考。